乌丙安:风俗守旧是今世中华知识大发达的根脉

乌丙安:风俗守旧是今世中华知识大发达的根脉

[摘 要]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关键词]
非遗;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回归

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乌丙安:民俗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根脉


陶立璠

——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

  自中国进入非遗时代以来,如何处理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的关系就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尽管多数民俗学者认为有参与的责任,但也有学者担心,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1]这种担心主要基于这样的观点,即非遗保护顶多属于应用民俗学,与民俗学研究不是一回事,保护和研究是两个范畴的概念,民俗学的参与,主要是应用民俗学的参与,而不是理论民俗学的参与[2]。日本民俗学会代表理事岩本通弥也曾预测,十年后非遗运动将过去,那时民俗学该怎么办?[3]

中国民俗网 2017-6-21 11:05:42

  作者:记者 张杰 张清俐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9-11 |

  实际上,究竟如何理解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的关系,不仅关涉现实应用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来重新梳理二者的内在关联及其根本属性。

www.4136.com_金沙官网_[澳门直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21世纪初出现的新生事物。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中国政府批准加入该条约,2006年6月这一《公约》生效。自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文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作了这样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按照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公约》所谓的“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为了贯彻《公约》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三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名册,其专门的委员会每年都会审议各国申报的遗产项目,然后决定是否将其列入名录或名册。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自然承诺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200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建立国家4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名录保护体系。2011年2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同年6月1日施行。从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了法律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21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工作。在将近1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动员了全国力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并先后公布了15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建立了1900多名各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还有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在中国民俗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学者们不仅参与了保护实践,而且开始思考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学理关系。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和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出自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很明确这一概念产生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需要,而非学术上的追求。这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形成的多次会议和文件中得到证明。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学科内涵,则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至今,民俗学界的争论仍在进行中。有的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学科性质,它只是保护工作中的工作用语,即以保护为核心展开定义的叙述;有的学者则认为它已经具备了学科性质,并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概念。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目前还有一些文科高等院校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课程,还有一些学校准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虽然仍在酝酿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指某种文化现象,如处于濒危的历史文化,它具有遗产的性质,目前还在活态传承着,需要去保护。为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设定了一定的范畴,制定了保护工作的原则、要求和规划以及实现这些规划的蓝图。这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申报书中体现出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划定的保护范围体现在五个方面:只有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各种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各种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才能进入保护范围。在传承保护方面主要是指个人、群体和团体。此外就是关于保护的原则和方法。按照民俗学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其研究的对象之一,而且这些对象分散在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的各个领域。就其传承人来讲,民俗事象是由民众传承的,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破除了阶层限制,只要与保护项目有关的社区、群体和个人,只要对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认同感,是这种文化的产权持有者,参与了文化遗产的传承,都可以作为保护对象。这和民俗中的“民”截然不同。民俗中的“民”是特指的,按照时髦的说法,是指草根阶层。而《公约》的传承者范围显然要宽泛得多,甚至包括了精英阶层。从这种意义上讲,非物文化遗产是特指某类文化现象而言的,而非民俗文化研究的全部,即它的研究对象是分散的个案。就如从某种庞杂的民俗文化空间中,抽出其中一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非对民俗文化做整体性保护。  其次,构成学科的要件和理论框架。民俗学的理论框架包含完整的体系。如基础理论(概念、对象、特征、分类、方法论)、应用研究(应用民俗学)、民俗学史和资料学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往往借助于多学科的支持,利用已养成的学科理论。如“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指导进行保护;“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可以利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指导进行保护。实践证明以往的学科积累,完全可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由此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充其量是民俗学的应用研究而已,而保护工作则是理论的实践。从目前发表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文和著作中,也可窥见许多内容处于工作层面。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保护理念、原则与方法;申报文本的制作等,都只是具体的操作方法,远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至于学科史研究更是空白。学科要件的缺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自然显得苍白。  其三,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兴未艾。工作伊始就有众多的民俗学研究者介入其中。从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民俗学者是先知先觉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就投入中国民间文艺的抢救保护工作之中。他们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成《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这一工程被誉为“文化长城”,写入民间文化抢救保护的史册。从抢救民间文化的角度讲,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至少争取到20多年的时间。民间文艺抢救工作中的许多项目,今天已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跨世纪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中,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仪式、节庆,传统手工艺中的许多项目,其文本、录音、影像,也已进入保护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认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民间谚语集成》)而言,抢救工作主要是民间文艺和民俗学者承担的。对民间文化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早就积累了丰富的学养和经验。所以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展开时,政府依靠各学科的专家(包括民俗学者),帮助制定工作方案,拟定普查手册,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各个申报项目的认定,申报文本的制作,也大都是由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承担的;在保护工作实施阶段,除帮助制定保护规划外,民俗学家们又一再强调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没有民俗学理论指导和专家们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很难进行的。  其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民俗学研究不断深入。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引进的概念,但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便与世界各国的保护工作同步进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为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被广泛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申报之工作中,民俗学理论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切入点,引起各门学科的重视;在人才培养方面,无论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许多年轻学子都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个案或专题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了民俗学研究的用武之地,取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精神文化积累下来的财富。因此对它的保护和研究不同于对政府管理下的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处理方式,只能用人文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作业方法,遵循人类文化法则加以处理,才能科学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

  一、非遗保护:民俗学的实践理性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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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一直有学者犹豫不决,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国际、国家还是地方层面,民俗学者都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力量。尤其在国际层面,作为一门专门以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民俗学,在理念、思路和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为这项工作的形成和展开提供了学理上的基础。[4]也就是说,尽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发布,但其中的概念、理念、思路和方法主要都是由民俗学者提供的。非遗保护实际上主要是由民俗学者发起并推动的实践活动,没有民俗学者的参与和推动就没有非遗保护。[5]这项实践活动与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不是为了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非遗做经验的认识和归纳,也不是单纯为了对它们进行登记、注册或保护,而是为了从实践原则和自由意志出发来展开并创造新的实践(包括新框架、新伦理、新思维和新举措)。[6]《公约》本身就是实践原则、伦理律令(ethical
imperative)[7]或自由意志的内在目的[8],而世界各地保护非遗的活动则是在《公约》的实践原则指导下对自由意志的贯彻或实现。也就是说,非遗保护不是对既有的东西进行经验性归纳和认识,而是要按照《公约》规定的实践原则和自由意志从无到有地开辟崭新的实践,也就是以特定的实践原则和自由意志来把曾经备受冷落的活动主体邀请回来[9],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非遗显现出来,在国际视野下彰显其价值并尽可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10]。正如吕微所指出: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29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酷爱民间文学艺术,从事民俗学研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953年师从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间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民俗学事业和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其实践的意义来说,原本就是要在国家间通过开展一场多元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运动并形成制度,以保障每一个共同体都能够平等地行使其文化选择的自主权利,进而保障每一个人的文化认同的人权。参与制订非遗公约的专家们多是国际知名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此可以说非遗保护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实践创举,以及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的理论骄傲),由于首义者多是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所以非遗保护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民间创作,其所指的内容(对象、范围),也多是民俗或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民间信仰)的传承。[11]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0周年,而近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突出成果。非遗文化与民俗文化间的关系、非遗在保护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越发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近日,本报记者走近民俗学家乌丙安,通过对其60年来民俗学治学之路的回顾,让我们分享了他对民俗学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见解。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观察这个过程。

  1 民俗学最重采集民风

  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11月15日通过的《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倡议书》[12]使用的关键词还是folklore,其中仍然特别强调政府在民俗保护过程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传统民俗概念常常带有贬义,而且在西方民俗学观念中指的往往是被收集的和僵死的东西,而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本土民族看来,民俗则是活生生的和不断演进的传统,包含了文化遗产的所有方面。[1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公约》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也是世界各地本土民族的民俗观念与西方民俗观念进行对话和视域融合的结果。[14]《公约》倡导的非遗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非遗是当地社区(群体和个人)自我认定的,是一种自我认可或授权,而民俗一般由(外来的)专家认定;非遗是活态的、变动不居的和不断被再创造出来的,而民俗主要指的是已经凝固的习俗甚至是古俗在后来时代的遗留物;非遗既来自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而民俗则多半只属于过去;非遗属于社区或共同体成员(群体和个人),不分高低和等级,而民俗则属于底层的民众,暗含高低等级之分。[15]在《公约》中,社区、群体和个人直接被看作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是非遗的守护者,也是非遗的创造者和支持者。[16]因此,非遗概念是一种列举式、开放式并且有足够弹性的描述而非严格的定义,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为了认识,而是为了给未来的实践提供一个起点[17],让以往被民俗忽视的社区及其非遗闪亮登场并得到新的价值体认。[18]

  《中国社会科学报》:乌老您好,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民俗学治学道路的?

  其次,非遗的价值不同于传统民俗的价值。根据《公约》精神,非遗的价值不仅可能是对原本不太有价值的民俗进行价值提升,而且是从全球化视野对传统民俗赋予新价值和普遍价值(不仅是民族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其中的关键是为非遗赋予人类实践的普遍价值。[19]正如菅丰所指出,与其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价值,还不如说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发生关系才生成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是作为能够给保持它的人们带来幸福的一种资源而存在的话,对于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承认它的价值。在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等等各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有助于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的文化相比被表现为是有价值的,并成为保护的对象,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也可以说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们对其历史的悠久性、民族性的异国情调、以及珍奇性进行保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得到提高,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我对与人类的幸福不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利用进行完全否定的同时,相反的,对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利用进行完全的肯定,因此,最终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获得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应当还原给以保持这种文化的普通人民为主的群体。由此,可以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应该是各种类型的主体以对等的立场而进行的协作运行。并不仅仅只是以国家、地方政府等公家的行为相关者和研究者为中心来制定政策……。[20]

  乌丙安: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草原牧歌伴随我长大,尤其是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及河套爬山调的熏陶,我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1949年夏,在刚刚解放的北平,我考取了燕京大学等四所高校,因为学费问题,最终决定去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1953年留在中文系任教。5个月后,国家公布了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消息,我深受鼓舞,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从此便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195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高教部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给学生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影响之下,我也开展了一些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1956年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编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钟敬文先生被学界视为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作为他的弟子,您认为在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上哪些方面受到他影响最为深刻?

  乌丙安:钟敬文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课时,讲授的是中国民俗学运动也就是民俗学史,还有就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以及田野调查方法。以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钟敬文先生主编了100多期《民俗周刊》,他田野调查做得详尽踏实,经验非常丰富。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他教给我们的正确的田野调查方法,这为我以后从事民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说民俗采风,民俗就是一阵风,也就是民风。正是民俗学史的学习使我形成了民俗学要重视田野调查的基本认识。然而困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无法大量开展田野调查,我们就收集当时地方杂志发表的新民歌,比如《东方红》、陕北《信天游》,这里面的民俗信息非常丰富。此外,我们也在古典文献中寻找民俗资源。明清甚至汉唐以来的大量文献记录了古老的风俗,这些知识的积累为以后的民俗研究打下基础。现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去哪里查找材料,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们在古代的哪本文献中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积累也为我以后写作《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等奠定了基础。

  2 民俗文化传统保护:根深才能叶茂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俗或民俗文化已成为当下媒体和口头语境中的热门词汇。但民俗或民俗文化究竟指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表现形式这些问题,在民众中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民俗文化?

  乌丙安:要理解民俗文化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民俗文化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内容极为丰富,表现形式多彩多姿。民俗这种人类文化是各民族民众世世代代传袭下来的、有稳定形式的事物和现象,它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并且不断反复地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为民众所认同。通常所说的“约定俗成”,就是对民俗文化的简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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