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4136.com_金沙官网_[澳门直营][徐赣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

摘要:当代中国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等社会变迁,整个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进一步导向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曾备受期待,但由于缺乏新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止步不前;而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

关键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

作者简介: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200241)。


[关键词] 城市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变迁;时空转向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和高速的物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在日本和德国,民俗学家们面对变化的现代社会,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一些民俗学大家呼吁,民俗学应该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广泛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变迁。不仅如此,在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意识到学科转向,民俗学也面临学科转型的问题。民俗学曾经执着于到乡村去寻找传统的民俗,抱着抢救和保护的意识去搜集和记录口头文学资料。近二十年来,一部分民俗学者立足于城市,进行与乡村类似的民俗学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或名城市,本文统一为都市)民俗学也越来越被重视,然而都市民俗学是否可以成为传统民俗学突围的方向?如何建构都市民俗学,并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向前发展?周星提出生活革命的概念,论述当下我国国民生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希望以此可以引领民俗学实现学科转型。正是基于国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本文尝试引入新的概念和视角来讨论民俗学研究对象和问题转型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241)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一、都市民俗学的现状和瓶颈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民族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12BMZ063)阶段性成果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对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已不是新鲜事。但发展至今,似乎都有停滞不前的迹象。如何突破这种困局,在日益城市化的当代现实中显得尤为必要。


解读城市化

  在1960年代,都市民俗学在美国等率先城市化的国家兴起,民俗学开始把研究视角从乡村转向城市,但受当时民俗概念的制约,其关注的对象由农民转变为都市中的底层群体,如车夫、流浪汉等,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所有城市里的人都可能成为民俗之民。早期的美国民俗学家提出要关注都市民俗,其实是指乡下人进了城或出生在城市的新一代,他们的行为、服饰、饮食、语言和世界观也承载着父辈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都市民俗的研究又有新的拓展,不管是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对象都跟现实社会有较为紧密的联系。1973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民俗国际会议,对现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民俗与城市、民俗与工业主义、民俗与大众媒体、信息化世界的民俗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会议主题虽然没有直接冠以城市民俗学之名,但大多是当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因为作为现代性容器的城市,是讨论现代世界无法避开的空间背景和现代性符号本身。这也透露出,当代美国民俗学已经开始对民俗时空进行现代转向。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包括旧式小市镇)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1970-8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都市民俗学在日本盛行一时。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仓石忠彦,他在1973年发表的《住宅区的民俗》引起广泛关注,次年他又发表了《城市民俗学的方法》,就此开启了日本城市民俗学蓬勃发展之势,当时的日本民俗学权威宫田登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相关论文。此后,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受到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逐渐形成热点课题;但此时的研究主要关注民俗变迁,如宫田登的《通向都市民俗学之路》主要考察民俗的改变与都市化的关系,以江户时代转变为东京时代的历史案例,细致考察民俗在哪些方面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着重关注随着农业生计方式的变化,支撑民俗传承的传承母体的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俗学家还深受历史学的影响,所举的例子不仅是前现代的,而且把都市作为一个与乡村相对照的区域类型来看待,都市民俗学仅被看成是传统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延伸,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正如仓石忠彦早期指出的:所谓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是以城市社会或城市生活为对象,通过考察那里残存的或是生成的民俗,探究日本的民族文化、基础文化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与以往的民俗学采取的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多数的研究都比较重视某些民俗事象而忽视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动,在都市寻找土著和遗俗,仍然是文化遗留物的观念占主导。尽管学者们希望通过城市与村落在组织结构、生活节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以及特点的研究,进而建构不同于村落的民俗文化体系。但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研究对象虽然改变了,但新的研究方法尚未发现和建立。因此,199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界虽然没有停止对都市民俗生活的考察和记录,但总体上,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大旗已不再被频频举起。不过,仓石忠彦等城市民俗学者仍然执着于继续探讨,因为当代日本民俗学界对现代民俗的研究并不能明晰城市的民俗文化体系;同时,日本民俗学依旧在努力探索新时期的学科转型之路。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在北欧国家,都市民俗学的最初情形与日本类似,即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背后,常常是把乡村都市的对立看作理想类型的对立;也曾有过从城市里寻找遗留物,未曾开拓新的理论而徘徊不前的经历。后来,瑞士民俗学家亨格纳提出有创见性的理论,即认为城市民俗学是对城市特性和城市生活风格的研究。而在德国、芬兰等国,也早已经开始了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展对现代城市和科技影响下的民俗学研究,甚至已经对民俗学实行更名,改为经验文化学或欧洲民族学等,其研究对象也转变为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研究已经领先学术前沿,既有对城市特性的关注,也有对科技世界的民间文化的探索,大体实现了现代民俗学的转型。

  (一)解读城市化

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从中国的现有研究来看,都市民俗学还未完全开展起来。虽然早在1980年代,乌丙安、陈勤建就提倡要开展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并初步探讨了都市民俗的原型和都市化过程。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户籍制度制约,在改革开放初我国都市化程度还不高,学界对都市民俗的关注度也不高,陆续有一些研究也多是对都市民俗的倡导呼吁和资料搜集整理。对理论的探讨比较缺乏,更谈不上系统性,处于提出问题和构想阶段,大多是从历史视角出发对城市风俗和风俗史进行搜集和研究。虽然也有人关注到都市新民俗,比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书中介绍了当代上海的一些新习俗,徐华龙提出的泛民俗一词主要关涉都市社会的新时尚,但还未旗帜鲜明地提出都市民俗学。明确提出要建构都市民俗学体系的是2004年,陶思炎等人出版的专著《中国都市民俗学》,并把都市民俗的对象扩大到已经进城的农民,但尚未涉及到都市环境和新的时代诞生的民。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综观国内外,都市民俗学虽曾经备受期待,但目前在一些国家却似遭遇瓶颈。原因是相关研究仅仅是把目光从农村移到了城市,但是空间变化之后,却惯性地去寻找符合民俗框架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只是把旧人换了新衣。这看似坚持了民俗学的传统,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因此,导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换言之,都市民俗学研究,需要转换思维,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现代都市里去寻找民俗,尤其是遗存的民俗,尽管继续关注都市里传统民俗的变迁也是重要的,但需要突破学科原有的边界,突破民俗学惯常的思维,回到学科最初的范畴中较为普遍化的概念或研究对象。民俗学者也需要介入当下社会,勇于担当,去注意都市中生活的人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传统资源来应对挑战并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等问题。鉴于民俗之词的局限性和与生俱来的刻板化印象,即使是研究都市的新民俗,也仍然会被其名称所困扰。而近来日益引起重视的日常生活一词,似乎可以让民俗学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名称固化中获得解放。以日常生活为新时期民俗学的核心概念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此概念对于多数民俗学学人还显得陌生,还需要一个从国外移植到本土生根发芽的过程。但对此的讨论,也已揭开新时期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帷幕,呼唤我们进一步跟进。

  (二)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2.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多种文化杂融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有学者指出:“流动性的原因和后果逐渐地被认定为城市生活本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9]。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地的人口频繁流动,还因为不同国家的交往及其互相的尊重使文化互相吸引和借鉴,旅行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文化越来越呈现融合的趋向。许多传统民俗从民间流向上层、从国外流入国内、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时尚、从自
我享用走向他者消费。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当代人们主要生活在都市化的环境里,人们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很多,民俗在这里常常表现为时尚,从而失去了作为地域和人群的身份认同意义。流动社会的民俗融和表现在语言逐渐统一的同时,各地方言同时出现在一个大都市中。由于旅游的传播、媒体的传播,民俗的价值被发现,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整合进都市生活中,传统民俗也可以重新流行开来。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导致地方的传统饮食演变成全国性的都市大众流行文化。各地不同的饮食风味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流动,如嗜辣的饮食习惯伴随着外出打工的人口流动,逐渐向北、向东、向南转移,已经遍及原来并不嗜辣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在上海这座新老移民汇聚的城市,许多餐馆饭店为了招徕来自各地而保留家乡饮食爱好的客人,在招牌上也打出了多种口味,比如“沪粤闽餐馆”或“湘鄂赣风味馆”,等等;同时,上海的西餐、东南亚各国风味菜馆也很普遍,并且地道。在这里,多元文化混融,本土传统民俗的踪影越来越少。

当代都市,文化变化成为一种常态,“时空压缩”成为了当代社会重要现象[10],由此带来的原来属于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同时汇聚在一起。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点为:社会关系从行动的地方背景去嵌入[11],“去嵌入”,意味着社会关系越过广袤时空重新组合。比如很多节日和礼仪习俗,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影子或者不甚隆重,而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却保存较为完整或原始。而在中国却也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元素。节日的互相借鉴,外来的节日和传统节日并置。中国的节日传到法国,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公假。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万圣节传入中国,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

3.新的生计方式诞生新的民俗

www.4136.com_金沙官网_[澳门直营],农村与城市往往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多是以种养为主的生计方式和自产自销的交换形式。农民对土地高度依赖,主要的产出都寄托在土地上,日常生活和节庆活动都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节奏依照农事安排进行,生产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吻合,按照谷物生长的周期安排四季生产生活,注重传统节日及其祭祀活动。城市人以工商业和其他产业为生计,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作息和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制度,习惯于一周双休的生活节奏,追逐现代流行时尚,奉行西方科技文明。乡村文化注重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和村里邻里的地缘关系,城市文明注重业缘关系,有整个社会的职业集团来满足各种需要。因此,城市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民进城,不仅意味着身份改变,更意味着从事的职业改变,以往从事农业时所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就此失效和失传。正如德国学者约舍夫·克拉佩尔在《都市民俗学》中所说:“血缘和地缘对保存民间习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流入都市就变成一种流失”[12]。这也就是说,乡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性社会,由此而生成的各种民间文化,进入城市就失去了其魅力和生存环境。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变迁

民俗是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以及庙会、祭祀、口头叙述等日常生活文化,城市化带来的变迁首先就表现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就是作为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消费文化是伴随经济形式而变化的,传统农业经济是围绕家庭进行生产和生活,而城市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和消费的,不再依赖田园生产和养殖,而转为专门的工厂生产或服务业等,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生产模式,人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计知识,也就是生产民俗内容不得不被抛弃。随着商品经济进入乡村,当代城市生活中商品意识和工业产品广泛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家庭生活方式解体,家庭内部传承的民俗逐渐衰微和走向变异。

衣食住行基本日常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首先表现在住的方面,居住地不再是乡村的独门独户,而是城市里的公寓式住房;其次,都市生活方式服饰追求时尚,不断推新的大批量的成衣生产替代了手工或个体裁缝业。在我调查的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他们平常所穿的民族服饰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族认同符号,如果回到村寨不穿本民族服饰,会有舆论压力,遭受排斥。而现在村寨里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年节或重大事件时回家时,也不再穿民族服装。制作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时候仅仅作为是旅游工艺品出售,而不是自我享用。第三,饮食民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居民饮食结构单一;如今,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蔬菜和到各种水果,各种新的食品源源不断的从各地运来,改变了居民的饮食结构。另外,饮食方式也逐渐开始复杂化,多样化。随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家庭内传统的饮食烹饪时间减少而且日趋简单化;而工业化和分工社会化导致由市场提供便利食品,人们购买方便面、火腿肠、面包、蛋糕、矿泉水等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品增加了,在外就餐的频次显著增加[13]。仅从食品消费来看,工厂生产的食品和外地生产的新鲜菜蔬,大大调剂了人们的生活,更改了人们基于传统农家生活的饮食结构和饮食品种。第四,城市里的交通便利,而乡村城市化的表现是村村通公路,许多人置备了摩托车、汽车等,一些村民专门跑运输、做买卖,加速了人流、物流的运转。

另外,传统生计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迁。民间手工艺,成为稀有资源,而使得传统的民间艺人成为工艺大师。传承从父子家族传承,沿袭,但又可能以学校培训和公司内部发展作为传承的手段。民间工艺本来为大众所欣赏和享用,现在更为专业化、艺术化,从副业和兼业变为唯一的生计方式。从事相关技艺活动者从农民走向职业大师。

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变迁

城市化或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一是信息的便捷性。外界的各种信息迅疾在农村传播,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稳定性特征渐渐消解,从外在的物质生活到内在的思想观念都受到冲击。在我调查的地区,城市化带来的婚姻习俗的变迁,最主要是通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往基本限定在本民族,本地区内通婚,现在随着外出务工等流动生活方式,年轻人在外认识的对象往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相隔遥远的人,此外,也有些是通过网络聊天等方式认识,而婚姻的形式也趋多样化发展。

生活内部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进而引起人们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比如,手机的日常使用,就增加了声音的世界。电视的进入,使人们共时性的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乡村的人常常通过电视想象城市人的生活,效仿其着装,不断追寻着都市最新流行款式。同时,也导致各处的民俗迅速一致,从建筑到服装、到饮食结构和方式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各地的民俗旅游景区,不仅模式雷同,而且所售卖的旅游商品也各处一个样。追求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生活,而不满足于乡村环境和乡村生活的物质贫穷,严重的会以极端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时空观念发生变化。城市里很长距离可以很快到达,地铁、电梯公共设施方便快捷,更不用说高铁和飞机连接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国。很多农民常年在外务工,很少回家,家乡的观念淡漠,而对于土地没有感情。消费观念趋向城市化,比如嫁娶和孩子上大学等酒席,都会亲戚朋友聚集到县城或乡镇比较大的饭店举行仪式,甚至请人来摄像等。而在春节这样的大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集市购买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制造节日食品和其他年货。诸如此类的生活变化是既明显,又普遍,重新把农民塑造成市民,正如陶思炎所说:“新时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14]。

同时,伴随外来资本和文化更早进入城市,以前基于共同地域而形成的集体意识淡漠。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过去因单一种稻所形成的村民的共同利害观,已渐为各个家庭的利害差异所取代,共同劳动习惯也难于维持。在氏神祭祀、岁时习俗、人生仪礼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村落的信仰生活因长期与村落的自然环境及繁重的劳动条件相结合而深人村民心中。但这时对神的依存心理也急速衰退”。

城乡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改变着家庭结构内部的伦理关系,并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农民一旦进城住进了高楼,他就不是农民了,而逐渐地被城市空间所改造。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他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总的来说,城市化等社会大环境造成民俗文化前所未有的变迁,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俗传统忽然消逝不见,但是由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快于精神文化,因此,像衣食住行民俗文化的变迁更为显著;精神民俗,也就是许多民俗观念,虽然表面上也借助物质的进步和许多现代便利条件在发生改变,但是其核心内容却似潜藏的暗流,一直在往前流动,人们的民俗心理依然延续着。这就会保存和诞生新的类民俗——以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形式出现。

二、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

民俗学长期以来以群体确定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非官方或上层精英的普通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在民俗学圈内,“民俗”与“民间文化”常常相等同,其民俗之“民”指的是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化使他们今后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文化的主体更多是指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大众文化、交通、技术、媒体、休闲时间等所有这些现代现象,现在都是城市生存方式的一部分”[15],也应该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

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

前述说明,城市化带来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也就是原有的文化基础被毁坏了;那么,在日趋城市化的社会中,民俗文化是否还存在?民众的思想情感以什么形式出现?传统的民间观念以什么载体传承呢?这些都是当代民俗学需要思考的。

1.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区别与关联

乡村与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里文化有何不同?费孝通先生建立的一套范式和框架,像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乡下人和城里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礼制社会和法治社会、习惯与契约,等等,惯常用来区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用来区分城乡文化之不同似乎也适用。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都市主要是更具时代性的流行文化,乡村保留更多的传统民俗。前者因为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而常常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注重创新,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后者有保守性或者稳定性、传承性、同质性强。都市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而兴起的,其文化本质是消费文化;乡村更多是生产型或注重生产的自给自足的文化。都市注重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得,以文字和现代媒介进行交流,以现代科技新方法解决各种问题;乡村注重经验的传递,以口头语言表达和交流情感,以神灵信仰为主要的解决焦虑的方式。都市生活是讲究效率的,甚至是无情的理性的;乡村是节奏舒缓的,非理性和人文的。

民间文化与农民文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民间文化在以往被视为民族文化的根基部分,更多是与农民、乡村、传统相联系的;而在当代城市化社会,大众文化因为吸纳或涵盖了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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