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摘要]当代社会,传统民俗日趋衰微,许多民俗的传承途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因为伴随城市化和现代媒体日益深刻地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民俗传承母体渐渐消失,与此同时,多种新的传承媒介替代了传统的传承模式,民俗不再是无意识的传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生产过程。这导致民俗朝向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方向发展,民俗学研究对象因此也面临转型。[关键词]民俗,传承机制,传承途径,民俗学,变迁

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

  10月12日,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上海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都市化进程中的民俗走向高端论坛在上海举行。

[作者简介]徐赣丽,女,民俗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作书面致辞。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文忠,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何承伟,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刘晓春参与会议并致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终身教授陈勤建主持开幕式。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专委会副主任郑土有作总结发言。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刘祎呐主持大会闭幕式。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黄景春教授主持主旨发言并作专题发言。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蔡丰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刘晓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徐华龙、郑土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有鹏、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毕雪飞分别以上海城市民俗的风格特征与民俗精神、传承、记忆与认同后传承时代民俗学、现代都市服装改革之梦、再度融合:新时期上海民俗变迁特征探讨、都市民俗与语言健康问题、杂糅的祭礼:日本都市中的七夕为主题进行主旨发言。

  如果说传承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强调文化在代际之间的发展变化与再创造的过程,对于民俗来说,尤其如此,传承是民俗最基本的特征,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传承[1]。民俗学一向强调自己不同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就在于,关注从历史上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在日本,传承作为一个经典的民俗学概念,已经被反复讨论。但在我国,还少见系统的研究。当代社会处于急剧变迁中,有悠久历史的民俗传承也面临危机,这就使传承的变迁成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民俗学问题。
当代民间传承面临困境,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都市化和人口流动等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向已导致曾经作为民俗传承的主要阵地的传统社区逐渐解体,并促使地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从而使以社区和地域社会为依托的文化传承机制难以维系。中青年大量外流求职打工导致社区节祭无法正常进行,人口都市化使传统的生活方式迅速发生变异,现代的声光电娱乐逐步取代传统的娱乐方式,商业化侵入传统文化领域并导致其日益世俗化等等,其中以社区的解体或其结构性变迁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很多的传统民俗主要依赖乡土社会得以传承,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人口过疏化,主要劳动人口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两个主体在城乡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或者常年不再聚合,已无法组成以往传承民俗民间文艺的共同群体[2]。这样的先例在已经完成都市化过程的日本曾经发生: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和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祭祀时奉献的民俗表演艺术往往被迫从简,甚至中止,抬着神舆绕村一周的仪式和迎神队伍也因人手不足而中止,有的村落不得不把每年举行的祭祀改为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3]。对此,周星曾经撰文指出:民间传承大都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反复实践着,或口耳相传,或以心传心,或借助文字、教育及其他各种包括非语言的方式(行为)而代代相传。作为传承母体的社区解体、崩溃或出现结构性变动,传承就面临中断[4]。文化生态的变化,导致文化的传承必定要发生变化。在当代传承母体变迁的局势下,传承无可依托,是否会真的中断呢?这牵涉到民俗的传承机制问题。
中国当代所处的阶段,民俗的传承已经大不同于以往,针对当前传统民俗的传承变迁,已有学者关注,比如董晓萍提出当代民俗传承的中产阶级化之路,认为民俗已经不是底层百姓享受,而是上层精英自觉奉行,中产阶级奉为时尚的对象[5]。也有人关注到民俗传统在当代呈遗产化和资源化的传承趋向[6]。而在各种散见的研究个案中,不同的研究者纷纷提出传统民间(民族)文化的传承突破了原有的文化主体内部的传承,出现了精英传承、旅游传承、政府传承、学校传承等新方式,但尚未系统化或专门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讨论。
传承的变迁,包括传承语境的变迁、传承母体的变迁、传承渠道的变迁、传承手段的变迁。在此主要谈传统渠道的变迁。民俗传承方式的变迁是由民俗本身变迁导致的?还是传承方式的变迁带来了民俗核心因素的变迁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研究目的,一是学科本身的基本规律探索。赵世瑜提出:传承的背后一定有某种非常重要的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段内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在不同的族群的内部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如何寻找到长期传承的民俗事象的变异过程,特别是背后起重要作用、使它们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机制?这是民俗学民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7]。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要么偏重民间文学方向,要么庞大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互不对话,也少与其他相邻学科对话。对传承问题的讨论,有望把大家集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推动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或学术概念的明晰化。二是出于对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代社会,很多优秀的民俗传统迅疾消失,而且很多传统文化就孕育在传统民俗文化的土壤中,民俗的传承机制可以变化,但是文化的根脉却不能断裂。探讨传承问题,以寻找文化变迁的规律,保护民族文化的精髓。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常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毕旭玲,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赵李娜,毕雪飞分别主持了分会场讨论。

一、传承语境的变迁

解读城市化

  都市民俗学的现代化转向

  何谓传承?有人说:面向过去而有承,为承者,面向未来而有传,为传者[8]。民俗的传承是指类型化的、反复出现的模式化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自由选择。民俗的传承通常需要在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中。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去传统的个体化社会生成,年轻的一代发现从父辈(甚至祖祖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惯已经失去了经验效用,以往适用于小社会的种种民俗文化策略或生存智慧,到了城市和流动群体中,无法再展现其文化的光辉。以往奉为祖训和传世经验的民俗传统显得可笑或者多余。由此,家庭和家族共同体内对生活经验的传承面临断裂。
新时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9]。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和市场平台成为两大社会力量,一切社会要素都被此二者所裹挟和主导。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附在传统土壤上的文化不再是自然的依靠内在功能和动力传承,而往往受到外力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
从地域来看,以前的民俗传承的特征,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或村落或地域个体和群体中的近距离内世代传承,受时空的局限而无法超越式传承。民俗的代代相传到今天越来越弱,被学校和媒体的传承方式所取代。而传播是更为次要的,是从中心向周边发散性的。随着高速铁路、公路和民航的发展,距离被消灭,地球村的概念诞生,空间不再是限制人们交往和接触的因素。人员的流动,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与流动,国内不同地区的流动,跨国流动等等,传承的功能更多被传播所取代。而且人口的流动也不再是短距离的流动,而是大规模的、全球化的流动。这种流动不是仅仅面上的停留,观光式的捕捉到所到之处的民俗风情和文化时尚,而是深入异地居住,同时多次往返于家乡与新的工作地居住地之间。相继伴随的电视媒体和网络的发展,电视网络的即时性、瞬间传播、超量传播和跨越远距离传播,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圈式传播,呈现跨越时空的特性。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段勇认为,我国都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造成了当代民俗文化的深刻变化。我们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关注过去,也要密切关注当代都市化民俗的新态势。正气昂扬的当代民俗文化,对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久远、积淀深厚。沈文忠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发展最快的40年。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了由于过度追求物质而产生的情感冷漠、精神空虚、道德缺失等问题,现代民俗学应该抓住当代,研究当代,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通过展现相关研究成果,促进传统文化和当代城市生活的交融互动。在当代生活中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推动对民俗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研究和弘扬,将民俗文化与都市文化相融合,充分发挥都市民俗文化的正能量,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一个真正的文化强国。

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民俗学不是过去之学,而是分析当代生活文化、揭示当代生活中产生的问题的现代之学。何承伟认为,习俗伴随着生活的演变不断在发展。以前的民俗学研究大都聚焦在对传统习俗的解读上,致力于挖掘习俗现象形成的原因和背后的文化社会价值。当代民俗学研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探索,习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以尊重人民的态度挖掘人民中的优秀元素,然后予以推广、普及,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学者应该从民俗学角度担负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通过考察历史和传统对于当下的意义,民俗研究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刘晓春表示,研究民俗学,要从生活中去把握、去追问为什么,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和它背后的意义。民俗是一个研究传承的学问。随着技术条件、居住空间、生计模式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大量流动,传统意识可被把握的传承母体(村落、地域、宗族等)日益崩解,与民俗现象的媒介化、生产化并存,民俗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核心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民俗精神是研究城市民俗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蔡丰明表示,要对都市民俗进行研究,传统民俗学需要做出突破,不能一味沿用旧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引进新的理念和思路,需要依靠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力量;努力建设完善都市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不应该停留于表面的民俗事项研究,需要提高到城市精神的新高度,获得其他学科的认可。我们要提高对民俗学研究的重视,不但要研究城市的民俗形态,更要从研究中提炼出城市正面的精神价值。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郑土有认为,在民俗学研究中,民俗的变迁变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民俗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民俗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商业化国际大都市和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民俗文化的变迁情况更为复杂。在上海民俗发展变迁过程中,融合始终是一个关键词或最主要的特征。真正的上海民俗特色的形成是在上海开埠以后。上海民俗的底色是吴越的民俗文化,然后经历了五方杂处和中西合璧之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上海民俗。

2.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多种文化杂融

  城市个性的民俗学研究更应该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仅仅以文艺来理解的小文化概念早已过时,还需关注各类群体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价值。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志勤表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民俗,曾经被理解为是在传统农村的作为过去历史时期的遗留物,但随着人文社科的学术发展,从世界范围的民俗学这个学科来看,应该是把民俗定义为生活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以生活世界、生活文化为学术前提,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来自农村、过去的方法论束缚,才能开掘对城市、现在(甚至未来)的现实研究。岩本通弥提到的德国民俗学的变化就是在德国民俗学中,精确地记述、分析至今发生变化的现实的过程,才是民俗学的方法、民俗学的使命,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提倡,已经成为民俗学存在的大前提也应该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城市研究甚至现在民俗学研究的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其城市文化的彰显就不能只关注当地城市居民,而是要面对很多地方移民甚至海外人士,从文化多元性角度来说,中国各地的文化以及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已经融入上海文化中,成为其一部分。

有学者指出:“流动性的原因和后果逐渐地被认定为城市生活本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9]。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地的人口频繁流动,还因为不同国家的交往及其互相的尊重使文化互相吸引和借鉴,旅行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文化越来越呈现融合的趋向。许多传统民俗从民间流向上层、从国外流入国内、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时尚、从自
我享用走向他者消费。

  人的价值始终是都市民俗学的核心。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石圆圆表示,风景代表着人文内涵,风景是人心的投射。聚焦上海新旧八景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探讨都市景观民俗的历史特征。以新旧沪城八景为例,它们不仅是上海的景观表达,还是市民生活方式的展现。新沪城八景继承了历史和自然的遗留物,自然的相关属性被极度弱化,且它的出发点不再是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入手,而是受消费主导的城市的异乡人的文化指引。上海市民不再是参与景观的主题而是成为了景观的所有者。

当代人们主要生活在都市化的环境里,人们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很多,民俗在这里常常表现为时尚,从而失去了作为地域和人群的身份认同意义。流动社会的民俗融和表现在语言逐渐统一的同时,各地方言同时出现在一个大都市中。由于旅游的传播、媒体的传播,民俗的价值被发现,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整合进都市生活中,传统民俗也可以重新流行开来。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导致地方的传统饮食演变成全国性的都市大众流行文化。各地不同的饮食风味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流动,如嗜辣的饮食习惯伴随着外出打工的人口流动,逐渐向北、向东、向南转移,已经遍及原来并不嗜辣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在上海这座新老移民汇聚的城市,许多餐馆饭店为了招徕来自各地而保留家乡饮食爱好的客人,在招牌上也打出了多种口味,比如“沪粤闽餐馆”或“湘鄂赣风味馆”,等等;同时,上海的西餐、东南亚各国风味菜馆也很普遍,并且地道。在这里,多元文化混融,本土传统民俗的踪影越来越少。

  分会场中,毕旭玲就浅析当代上海都市民俗空间的延伸转移、黄景春就上海宗教民俗的几个新形态、上海市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李纪就新时期宗教民俗与城市治理研究上海城隍庙祭城隍仪式探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李琦就世俗向神圣的转化以上海城隍庙正月初五财神开光仪式为例、赵李娜就晚清民初中国知识群体的风俗关注与撰述表达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明洁就也谈《琵琶有情》之从桃花坞到旧校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讲师中村贵就上海春申君传说研究申城的产生于春申文化的建构、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陈冠豪就中国当代鬼灵传说之概念指涉、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龚雅淳就经久不息:校园传说流传原因探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就礼乐嘉定都市仪礼的模式、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叶邦叔就都市民俗与棕榈叶编织创作、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朱亚夫就理想书房的三种模式、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吴昉就秉承海派精神的上海都市手工艺传承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徐赣丽就城市空间的民俗变异以传统节日为主要对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王立阳就现代都市的文化自我:妙峰山与作为地方的北京、浙江台州学院讲师屈啸宇就牌坊集群的分布变迁与传统地方城市的文化空间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鹏就上海都市民俗研究史、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游红霞就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能力研究基于上海地区非遗传承人口述材料的考察等题目作专题发言。

当代都市,文化变化成为一种常态,“时空压缩”成为了当代社会重要现象[10],由此带来的原来属于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同时汇聚在一起。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点为:社会关系从行动的地方背景去嵌入[11],“去嵌入”,意味着社会关系越过广袤时空重新组合。比如很多节日和礼仪习俗,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影子或者不甚隆重,而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却保存较为完整或原始。而在中国却也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元素。节日的互相借鉴,外来的节日和传统节日并置。中国的节日传到法国,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公假。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万圣节传入中国,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

3.新的生计方式诞生新的民俗

农村与城市往往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多是以种养为主的生计方式和自产自销的交换形式。农民对土地高度依赖,主要的产出都寄托在土地上,日常生活和节庆活动都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节奏依照农事安排进行,生产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吻合,按照谷物生长的周期安排四季生产生活,注重传统节日及其祭祀活动。城市人以工商业和其他产业为生计,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作息和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制度,习惯于一周双休的生活节奏,追逐现代流行时尚,奉行西方科技文明。乡村文化注重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和村里邻里的地缘关系,城市文明注重业缘关系,有整个社会的职业集团来满足各种需要。因此,城市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民进城,不仅意味着身份改变,更意味着从事的职业改变,以往从事农业时所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就此失效和失传。正如德国学者约舍夫·克拉佩尔在《都市民俗学》中所说:“血缘和地缘对保存民间习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流入都市就变成一种流失”[12]。这也就是说,乡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性社会,由此而生成的各种民间文化,进入城市就失去了其魅力和生存环境。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变迁

民俗是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以及庙会、祭祀、口头叙述等日常生活文化,城市化带来的变迁首先就表现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就是作为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消费文化是伴随经济形式而变化的,传统农业经济是围绕家庭进行生产和生活,而城市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和消费的,不再依赖田园生产和养殖,而转为专门的工厂生产或服务业等,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生产模式,人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计知识,也就是生产民俗内容不得不被抛弃。随着商品经济进入乡村,当代城市生活中商品意识和工业产品广泛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家庭生活方式解体,家庭内部传承的民俗逐渐衰微和走向变异。

衣食住行基本日常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首先表现在住的方面,居住地不再是乡村的独门独户,而是城市里的公寓式住房;其次,都市生活方式服饰追求时尚,不断推新的大批量的成衣生产替代了手工或个体裁缝业。在我调查的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他们平常所穿的民族服饰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族认同符号,如果回到村寨不穿本民族服饰,会有舆论压力,遭受排斥。而现在村寨里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年节或重大事件时回家时,也不再穿民族服装。制作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时候仅仅作为是旅游工艺品出售,而不是自我享用。第三,饮食民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居民饮食结构单一;如今,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蔬菜和到各种水果,各种新的食品源源不断的从各地运来,改变了居民的饮食结构。另外,饮食方式也逐渐开始复杂化,多样化。随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家庭内传统的饮食烹饪时间减少而且日趋简单化;而工业化和分工社会化导致由市场提供便利食品,人们购买方便面、火腿肠、面包、蛋糕、矿泉水等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品增加了,在外就餐的频次显著增加[13]。仅从食品消费来看,工厂生产的食品和外地生产的新鲜菜蔬,大大调剂了人们的生活,更改了人们基于传统农家生活的饮食结构和饮食品种。第四,城市里的交通便利,而乡村城市化的表现是村村通公路,许多人置备了摩托车、汽车等,一些村民专门跑运输、做买卖,加速了人流、物流的运转。

另外,传统生计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迁。民间手工艺,成为稀有资源,而使得传统的民间艺人成为工艺大师。传承从父子家族传承,沿袭,但又可能以学校培训和公司内部发展作为传承的手段。民间工艺本来为大众所欣赏和享用,现在更为专业化、艺术化,从副业和兼业变为唯一的生计方式。从事相关技艺活动者从农民走向职业大师。

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变迁

城市化或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一是信息的便捷性。外界的各种信息迅疾在农村传播,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稳定性特征渐渐消解,从外在的物质生活到内在的思想观念都受到冲击。在我调查的地区,城市化带来的婚姻习俗的变迁,最主要是通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往基本限定在本民族,本地区内通婚,现在随着外出务工等流动生活方式,年轻人在外认识的对象往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相隔遥远的人,此外,也有些是通过网络聊天等方式认识,而婚姻的形式也趋多样化发展。

生活内部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进而引起人们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比如,手机的日常使用,就增加了声音的世界。电视的进入,使人们共时性的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乡村的人常常通过电视想象城市人的生活,效仿其着装,不断追寻着都市最新流行款式。同时,也导致各处的民俗迅速一致,从建筑到服装、到饮食结构和方式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各地的民俗旅游景区,不仅模式雷同,而且所售卖的旅游商品也各处一个样。追求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生活,而不满足于乡村环境和乡村生活的物质贫穷,严重的会以极端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时空观念发生变化。城市里很长距离可以很快到达,地铁、电梯公共设施方便快捷,更不用说高铁和飞机连接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国。很多农民常年在外务工,很少回家,家乡的观念淡漠,而对于土地没有感情。消费观念趋向城市化,比如嫁娶和孩子上大学等酒席,都会亲戚朋友聚集到县城或乡镇比较大的饭店举行仪式,甚至请人来摄像等。而在春节这样的大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集市购买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制造节日食品和其他年货。诸如此类的生活变化是既明显,又普遍,重新把农民塑造成市民,正如陶思炎所说:“新时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14]。

同时,伴随外来资本和文化更早进入城市,以前基于共同地域而形成的集体意识淡漠。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过去因单一种稻所形成的村民的共同利害观,已渐为各个家庭的利害差异所取代,共同劳动习惯也难于维持。在氏神祭祀、岁时习俗、人生仪礼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村落的信仰生活因长期与村落的自然环境及繁重的劳动条件相结合而深人村民心中。但这时对神的依存心理也急速衰退”。

城乡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改变着家庭结构内部的伦理关系,并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农民一旦进城住进了高楼,他就不是农民了,而逐渐地被城市空间所改造。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他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总的来说,城市化等社会大环境造成民俗文化前所未有的变迁,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俗传统忽然消逝不见,但是由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快于精神文化,因此,像衣食住行民俗文化的变迁更为显著;精神民俗,也就是许多民俗观念,虽然表面上也借助物质的进步和许多现代便利条件在发生改变,但是其核心内容却似潜藏的暗流,一直在往前流动,人们的民俗心理依然延续着。这就会保存和诞生新的类民俗——以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形式出现。

二、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

民俗学长期以来以群体确定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非官方或上层精英的普通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在民俗学圈内,“民俗”与“民间文化”常常相等同,其民俗之“民”指的是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化使他们今后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文化的主体更多是指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大众文化、交通、技术、媒体、休闲时间等所有这些现代现象,现在都是城市生存方式的一部分”[15],也应该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

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

前述说明,城市化带来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也就是原有的文化基础被毁坏了;那么,在日趋城市化的社会中,民俗文化是否还存在?民众的思想情感以什么形式出现?传统的民间观念以什么载体传承呢?这些都是当代民俗学需要思考的。

1.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区别与关联

乡村与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里文化有何不同?费孝通先生建立的一套范式和框架,像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乡下人和城里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礼制社会和法治社会、习惯与契约,等等,惯常用来区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用来区分城乡文化之不同似乎也适用。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都市主要是更具时代性的流行文化,乡村保留更多的传统民俗。前者因为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而常常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注重创新,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后者有保守性或者稳定性、传承性、同质性强。都市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而兴起的,其文化本质是消费文化;乡村更多是生产型或注重生产的自给自足的文化。都市注重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得,以文字和现代媒介进行交流,以现代科技新方法解决各种问题;乡村注重经验的传递,以口头语言表达和交流情感,以神灵信仰为主要的解决焦虑的方式。都市生活是讲究效率的,甚至是无情的理性的;乡村是节奏舒缓的,非理性和人文的。

民间文化与农民文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民间文化在以往被视为民族文化的根基部分,更多是与农民、乡村、传统相联系的;而在当代城市化社会,大众文化因为吸纳或涵盖了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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