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4136.com_金沙官网_[澳门直营][彭庆军]论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

村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单元。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就是通过其村寨文化来表现的。民族村寨文化最直观地反映着传统民族文化的状况。继云南民族村寨文化调查之后,云南大学又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全国民族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在全国选了33个少数民族村寨(除在云南调查过的每个民族1个),联合当地的高校或科研机构有关人员,对这些村寨的经济、政治、宗教、人口、卫生、科技、教育、文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由于每个村寨都选择了据认为是该民族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村寨,所以这些调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这些调查材料,构成了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基础。由于分工的关系,本文所论民族村寨文化,主要以语言及文学艺术为主。中国民族村寨的变迁,最剧莫甚于20世纪以来了。而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这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社会变革。这场运动迄今也还远未结束。由现代化的进程来看中国民族村寨文化,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沿袭传统、消解传统和再造传统的阶段。下面以此为基本框架来分析民族村寨文化建构的现代历程。一、1949年以前:传统文化的沿袭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开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受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开明的清政府官员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应对方略,从器物层面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其开始不仅以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涉,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无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过程逐渐由器物(技术)层面向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渗透。不过直至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基本没有波及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只有城市周围的农 村或是沿海比较开放发达的地区粗浅地卷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如江南地区的一些工厂办到了农村。但幅员辽阔的内地农村却甚少沾染现代化气息,更不用说那些居于偏远之地的少数民族村寨了。大致说来,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南方多为农耕或游耕民族。这些民族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基本是按自己的传统生活。游牧民族处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自然很少建村立寨,他们以部落为社会单位,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历代王朝也管辖他们,或征用他们编入军队为朝廷作战,但仅通过部落首领来利用他们,并不深入其内部改变他们的制度,命官就是土官。这就是封建朝廷对少数民族惯常用的 所谓羁縻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民族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清代以来,不少游牧民族也相继定居下来,屯田戊边,但仍然承袭着他们传统的文化。南方少数民族除了如怒族等部分游耕的民族外,大部分农耕民族定居都非常早,其村落的形成有着较长的历史,因此村寨文化的特点就比较突出。而历代王朝对他们的统治或管辖不管是实行羁縻政策,还是改土归流,其操控从不深入到村寨之中。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这种基本格局也未改变。今天的调查当然不能具体地看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状况,但参照上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及今天一些老者的回忆,大概能推想1949年以前的状况。例如对海南五指山区黎族村寨福关村的调查称:新中国建立以前,国家正式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还没有充分地进入福关村所在的五指山地区,国家权力对村寨社会生活和社区管理的影响力很弱。通常情况下,国家权力只限于处理一些村寨自身无法解决的事务。整个福关村基本上处于民间传统社会组织的控制之下。其组织构成为家长族长村长峒长(乡长)。而峒长作为国家在黎族地区最基层单位的代理人,主要只负责征 集和收取税粮上交官府、征发民工服各种徭役等国家事务。在福关村访问的一些老人对于传统的村组织通常都有较深刻的印象,却对国家组织的影响和作用记忆不深。据老人回忆,新中国建立前,福关村主要由11个家族组织构成,村中的很多家族事务主要靠各大家族自己管理。只有涉及村与村之间、本村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事务才由村长出面处理。家族组织在黎族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亩,黎语为翁纹茂,即大家同属于一个家族或祖先的意思。合亩组织的负责人称为亩头,黎语为怀雅,意指主持合亩的老人,其他人称为亩众。亩头既是合亩组织的大家长,又是合亩组织唯一的负责人和领导,负责组织生产、分配和组织成员间一系列关系的处理,还主持组织内的节庆、宗教活动。在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下,支配社会成员意识和行为的乃是传统的文化。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其社会的组织结构是相耦合的,或者毋宁说一个社会的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部分,文化是社会结构的符号系统,是社会结构得以维系和运行的粘合剂。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沿袭,传统文化也一直沿袭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蕴含着他们对世界的独有的认知,凝聚着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的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族语言来传承。除了少数的民族村寨(如云南民族调查中的回族纳家营村)外,所有的少数民族村寨都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大多数的民族村寨不通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由于有的少数民族本身就没有文字,即使有文字的民族,在村寨这一层面的使用 率也比较低,因而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中,口传文化成为村寨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民族村寨口传文化中,文学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包括民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 民歌、民谣、谚语等。民族村寨文学并不是纯粹意义的文学,或说成熟的纯文学即文人创作的文学,它是民族群体的集体创作,同时也是包含民族的宗教、历史、哲学、道德、法律、生活经验和知识等等的复合体。它能通过各种仪式或日常生活代代口耳相传。至今在所调查的民族村寨中,还能找寻到它们曾经存在的痕迹。由此,中国早期现代化与传统民族村寨文化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中。民族村寨文化以它自己的方式历史地传承着。村民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一如既往地讲述着祖先留下的故事,唱着古老的歌谣,身着传统的服装,服从长老或头人的指挥,按千年不变的古训做事。在民族调查中看到,现今的老人们对小时候听老人讲故事的场景还记忆犹新,他们的生活知识、生活经验、生活道理都是从故事中听来的。

摘要:饮酒始终贯穿在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对酒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的社会文化这一问题,以三个典型的民族村寨为田野调查个案进行了考察与分析。酒的分类突出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饮酒是当地过渡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同时也是一种彰显权力的工具。

 
 [文章摘要]目前,许多民族地区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社会组织。”寨老”、”侗款”是侗族地区主要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传统的侗乡村寨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对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调查发现,在国家介入的推动下,传统的”寨老”、”侗款”在经过结构功能的创造性转化后,变成了与现代乡村治理相契合的”老年人协会”,这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酒;日常生活;过渡仪式;权力

  [关键词] 民族地区 社会组织 创造性转化 侗族



  人类学家离不开做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饮酒经历;因此谈田野调查的经历时,喝酒往往是不可缺少的话题。有人开玩笑说,不会喝酒,就做不好田野调查。我也经常问:酒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为什么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与酒有着切不断的联系?为什么酒会成为各种文化中难以忽略的内容?

  目前,许多民族地区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社会组织。寨老、侗款是侗族地区主要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传统的侗乡村寨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对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调查发现,在国家介入的推动下,传统的寨老、侗款在经过结构功能的创造性转化后,变成了与现代乡村治理相契合的老年人协会,这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饮酒对中国人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酒业产值占中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的近50%,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的酒消费分别为9。39公斤和7。67公斤;2015年1-12月全国白酒折65度商品量为1312。80千万升。酒税亦成为财政收入重要的部分。

  一、问题的提出

  饮酒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生活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方面,少数民族饮酒被当作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酒文化;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的饮酒也被界定为贻误生产,生活的恶习。虽然现今存在着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他们的嗜酒之风的印象,但有研究表明,南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量饮酒实际上却是最近20年来的事情。饮酒数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食物的丰富,膳食结构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把饮酒归结为中国人健康不安全的主要表现之一。

  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是传统中国民族地区的主要治理方式,因此,在不同的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彝族的家支、瑶族的寨老、侗族的侗款,等等。范毅(2002)指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曾长期保留着形式上与今天的村民自治极为类似的原始民主自治组织。陈洁莲(2009)将历史上壮族农村都老制的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认为其具有村民民主自治特征。何斯强(2006)认为民族村寨自治组织具有维系村寨稳定、传承民族文化、组织村寨生产等社会功能。王国勇(1998)则阐发了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运行中的管理民主思想、公仆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等对现代乡村建设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其现代化发展的滞后,民族地区相对非民族地区而言,有着更加丰富的传统社会组织可供利用。

一、酒、文化与权力:关于饮酒的人类学研究

  然而,大部分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组织毕竟是传统的,有些地区的传统社会组织与现代乡村的治理就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如王明雯研究指出,在凉山彝族地区,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传统的家支组织在调解因毒品问题而起的纠纷中,明显超出现代法治的范围。在西北民族地区,传统宗教组织对乡村政务的干预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随着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其丰富的传统社会组织要么在与现代化要求的现代民主、法治相冲突中消亡,要么就必须逐步通过创造性转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各侗族村寨的老年人协会的调查,揭示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及其价值。

  西方针对酒精本身的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还没有系统地发展起来,20世纪中期,在美国的柏鲁文医院流行病学研究项目和耶鲁应用医学试验室的一系列关于酒精的试验基础上形成了所谓酒精学。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的早期,一些人类学的跨文化资料和档案被运用到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而真正意义上饮酒的人类学研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通常饮食也被视为一种对权力的直接表达,这是因为在饮食中会涉及到社会阶级、社会结构和身份等。饮食可以用来构建人与人的关系,在食物的交换、分配、赠与和接受过程中,权力便产生出来。例如梅吉斯(Anna
Meigs)在新几内亚的研究中揭示了食物在男性和女性中的交换带来的社会性别平衡和顺从关系。在饮酒研究的例子中,饮酒能够标识认同关系,并确立区分内外关系的边界,玛尔斯(G
Mars)对海岸居民饮酒模式的研究揭示出了饮酒与群体意识及社会身份的复杂关系。诺格克维(N
Ngokwey)的研究则反映了一个扎伊尔村庄的人们是如何通过给不同社会组群分派棕榈酒来建构其社区意识的。索顿(Mary
Anna
Thornton)的研究详细地记述了在一个奥地利村庄中,人们如何通过饮酒来表达社会关系的。上述研究都把饮酒与一种身份权力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喝酒表达了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以及个人身份。在他们的讨论中权力并不是突出的问题,相反重点是放在了社会组织和饮酒实践的关系上。

  (一)案例选择

  需要提及的是,在对中国的相关讨论中,权力和食物的关系更多被表述为现代化或全球化的过程。还有一类研究注重把上述三种饮食和权力的关系结合起来讨论,例如西敏司在对蔗糖的研究中就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全球资本主义力量以及文化的象征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论述权力问题。西敏司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他的权力讨论强调了全球化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具有权力效果的。

  侗族地区是传统社会组织相对丰富的地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是典型的侗族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之地,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全县辖21个乡镇,总人口23万人,有侗、汉、苗、瑶等13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81.3%、侗族占78.3%,是湖南省成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全国侗族村寨社会组织、文化保存相对完善的县,而且曾荣获全国村民自治示范县。

二、田野点描述: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村寨

  传统的侗族社会主要以家族、寨老、合款等组织进行社会管理。款是其社会的自治组织单位。款组织有小款、中款、大款、联合大款之分,一般几个村寨组成一个小款,几个小款组成一个中款,几个中款组成一个大款,若干个大款或绝大部分侗族地区组成联合大款[2]。这种以款为单位的寨老式治理主要是古代王朝对侗族地区分而治之策略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这些传统的组织在形式上被革除,在侗乡民间当中一直都还遗留着松散的类似于寨老、族老的宗族组织,只是在解放初期的三十多年当中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而已。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这种隐藏的村寨组织慢慢突显现来,并在村寨生活中日益活跃[3]。近年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所有的侗族村寨都成立有老年人协会,而在汉族、苗族、瑶族村寨则没有老年人协会。而且,就其全县范围而言,侗族村寨的乡村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族群村寨,调查发现,其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侗族村寨的老年人协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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