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学的中坚是“民间写作”

深圳文学的中坚是“民间写作”

现代文学里的流浪者

改革开放40年与深圳文学书写有着怎样的关系?深圳文学的使命是什么?12月15日,“奋进新时代:深圳文学的使命”研讨会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深圳20多位批评家、作家、诗人就“深圳文学40年”、“深圳的文学现象与思潮”、“深圳青年作家及其创作”、“新时代深圳文学的使命”等议题展开热烈探讨。对深圳作为一个文学样本,做了充分研讨,为深圳文化构建了多元化的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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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流浪者及身份的多样性

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特区文学》杂志社赠送创刊以来全套杂志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仪式,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学见证,这一仪式也开启了关于深圳文学40年发展的全方位探讨。

  信息时报1月20日C2版文   储冬爱
  女,生于湖北山区,先后于1992年、1995年、2006年取得史学学士、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广州珠村调查》、《鹊桥七夕——广东乞巧节》。
  编者按:
  储冬爱的田野调查《城中村的民俗记忆》即将出版,笔者选择广州珠村作为主要调查个案的理由如下:珠村是位于城市中心边缘,并迅速向城市化转型的农村居民点。它既不同于处于城市中心区内,几乎完全丧失农田的“城中村”,也不同于尚处于郊区、农业仍占重要地位的“城中村”,是属于第二层次中具有过渡色彩和典型意义的一个“城中村”。
  珠村有着800多年的建村历史,村中两大族姓自中原迁徙而来,择水而栖,聚族而居,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文化传统。而随着广州城市化的进程,珠村在城市发展的新地带沦为新一轮的“城中村”。广州市内为数不少的“城中村”大多数也都是于南宋时期自中原南迁而来并聚族而居的村落。珠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在文学阅读中,主要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发现一个现象,在很多小说中,流浪者似乎是一个不或缺的存在,他们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一个边缘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影子,流浪者他们的身份也具有多样性,如民间艺人、知识分子、农民、乞丐、妓女等等身份,在更大的范围内移民也可以纳入流浪者的行列。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的阿Q的农民形象在未庄的无根状态,《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失去家园之后作为鲁镇的外来者,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作为白鹿村的外来者的遭遇、苏童小说《米》中的五龙一个流浪到城市的形象,史铁生《命若琴弦》中的艺人走乡穿巷、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的李四成了失去了身份的流浪者等等,还有些读过一时想不起,感觉在这些背后,流浪者的身份多重性,在身份的背后形成多样的生存姿态。

深圳文学与改革发展的实践具有同步性

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城中村”

生存状态的多样性与流浪者背后的社会思考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认为,40年来,深圳文学与改革发展的实践具有同步性。从1978年至今,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象征与缩影,这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有文学相伴,都有相应的文学作品和相应的作家去书写。深圳文学展现出时代性。其中最大的、也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一方面有反映直面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现场、进程、记录,也有现代观念、现代思想等题材的书写。深圳文学也展现了人的变化,从早期的城市里面,关注个体的学习,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对市场化改革当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呈现,各种文学样式引领了中国思想方式的变革,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状况和历程。深圳文学生态十分丰富,有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深圳的作家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作家的作品多元,不同文化基因的作品汇集在深圳,作品里面也展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

  “城中村”,形象的说法是“都市里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大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同时进行,城乡边缘带迅速城市化,所有农业用地都正在或即将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位于其中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起来,形成了半城半乡特色的一类社区,人们把它称为“城中村”。城乡二元景观并存是这类村庄的共同特点。
  “城中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城中村”是指已经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发展区内,且农业用地已经很少或没有,居民也基本上非农化的中心村落;狭义的“城中村”是指那些农用地与居民早已基本上非农化,村庄已经转化为城市建制,只是习惯上仍称为村的社区聚落。我们可以为“城中村”下一个正式的学术定义:原来的农村,由于城市的扩张变为城区,现已基本没有耕地,也没有农民,但仍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按照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来管理的城市中的特殊社区。英语可以译为City
Village。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它不同于国外的“城中村”,后者主要指移民团体聚居的特殊区位。美国学者约翰斯顿等在美国《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将“城中村”定义为:一种居民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种族特征的居住区,常位于内城或转型地带,是移民进入城市的聚焦点。如此看来国外的“城中村”不管位于内城还是城市边缘,都是移民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或“临时避难所”,并非真正的村庄,只是借用了“都市村庄”的概念而已,这与我国原型即是农民村落的“城中村”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我国的“城中村”也存在大量外来人口,而且外来人口在数量上可能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仍处于从属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中村”的本地人社区性质。土地私有制度决定了国外的“城中村”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这种由农村聚落转化而来的“城中村”。
  “城中村”现象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衍生物,其中尤以珠三角地区最为普遍,以广州最为集中、典型,且成为广州的一大城市特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市内的许多乡村来不及自身调适,就被裹胁进都市化的浪潮,一个个既非城市亦非乡村的“城中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广州市385平方公里规划发展区内除去已完成整体拆迁的猎德村,尚有138个“城中村”。
按照不同的城市化程度,这些“城中村”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位于城市规划发展区内,与城市用地不同程度相互交错的村庄;另一个是位于或靠近中心城区,完全或基本被城市所包围,已成为城区一部分的行政村。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充分暴露了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内在差异,以及在融合与相互激荡中所产生的同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矛盾性。珠村、石牌村、鹭江村、康乐村等一个个“都市里的村庄”,赫然矗立于广州的高楼大厦,看似封闭的“独立王国”,却决非诗人理想中的田园世界,身份的失语,生存环境的尴尬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流浪者生存姿态可能不尽相同,在流浪过程中也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不同身份的流浪者也影响着社会生态的变迁。在不同的流浪者变迁过程中,显现了社会发生的变化。在晚晴社会。农民破产进入流浪者序列,或是雇农、工人,甚至是乞丐或妓女等。民间艺人也有着流浪的传统,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通过游走四方展示技艺以获得生存的资本,从古至今有着流浪的传统。在建国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不同程度上,大批青年也成为实际上的精神上的流浪者,在苦苦追寻失去的青春。在新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形成了大批农村人进程,那些无法再城市立足的也成了城市的流浪者。在流浪者中,我想还包括大量的移民,古代的客家人,现在的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故乡进入他乡,又是他乡的外来者。

作家鲁敏表示,回顾改革开放40年,像70后这一批作家,其成长历程特别像改革开放40年的经历。“我们这一代的人经历与地理的迁移特别能体现这个国家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的变迁。以乡土文学为重要主题,慢慢流转到以城市背景、城市事物为书写主题的变迁。这种特色在深圳文学中体现得非常典型,深圳在这方面也是先行者,具有标杆意义与特征,当大家思考文学流变的时候会想到打工文学、城市文学、新移民文学,这些都在深圳文学中最早得以体现。”

乡土文化保护与“城中村”研究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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