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一民《口头传统新档案》

靖一民《口头传统新档案》

靖一民《口头传统新档案——民间故事的录音整理与记忆书写类比文本》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1)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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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

——在“中国民间叙事与故事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和引言

日前收到靖一民寄来的新著《口头传统新档案——民间故事的录音整理与记忆书写类比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8月,361页)。这本书是靖一民80年代中期在山东临沂地区(临沭)发现女故事讲述家胡怀梅以来,花费20年时间对这位女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录音、写定、点评的研究成果。80年代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辑出版过《四老人故事集》、《四位故事家及其作品研讨会论文集》两本书,大体上记录下了当年的研究方法、成果,在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90年代以来,学界引进了美国学者的“口头传统”理论。靖一民遂借鉴“口头传统”理论和方法对胡怀梅的故事活动与口述作品进行诠释,于是有两部著作。

内容提要: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以及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载体,老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刘锡诚

80年代《民间文学》杂志在民间故事家的研究上曾经登高一呼,发表过一些研究性文章和材料,在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上,功不可没。如贺嘉的《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中收的《关于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方法》、《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普查与耿村故事家群的发掘》等,华积庆的《中国民间文学的道路》(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中所收的《从故事讲述家、搜集家的层次化谈中国民间文学的道路》、《胡怀梅和她将的故事》等篇章,都是值得重视的。如今靖一民引进“口头传统”理论研究胡怀梅讲的故事,对故事家研究有何新贡献,有待读后再论。

关键词:故事家;讲述人;文化史

内容提要: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以及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载体,老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新锐学者施爱东为靖著写了序言,说靖一民是个“不唯利益是瞻,不追时尚风潮,不追逐热点,不急于求成,与世无争地阿虎着民间文学这块草根的田畦。在我的想象中,靖一民先生大概就是这样一位民间文化工作者。”“从事故事学研究的学者仔细阅读这本书,一定会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这本书出版前笔者也应邀为他题词。

引言

引言

2009年,笔者曾就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活动的研究发表过一个探索性的见解:“在世界民间故事学术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研究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先后发现了两个故事村(河北省藁城县的耿村;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90年代又发现和报道了重庆的走马镇);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故事讲述家,并陆续出版了他们讲述的民间作品。”“以往,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故而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多半也就沿袭西方人开创的研究路子,较多地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而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其对民间作品的创新、增益,则极端忽略。”“中国学者的两大贡献,其核心是对故事讲述家个性特点的发现与张扬。故事家的艺术风格,在西方民俗学家们的研究中,则常常是缺位的。可惜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学界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发现和主张中得到什么启示和教益。”

2009年,笔者曾就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活动的研究发表过一个探索性的见解:“在世界民间故事学术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研究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先后发现了两个故事村(河北省藁城县的耿村;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90年代又发现和报道了重庆的走马镇);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故事讲述家,并陆续出版了他们讲述的民间作品。”“以往,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故而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多半也就沿袭西方人开创的研究路子,较多地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而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其对民间作品的创新、增益,则极端忽略。”“中国学者的两大贡献,其核心是对故事讲述家个性特点的发现与张扬。故事家的艺术风格,在西方民俗学家们的研究中,则常常是缺位的。可惜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学界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发现和主张中得到什么启示和教益。”

同样兴起于20世纪的以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在其建构过程中融汇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的理念和方法,其“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的基本理念,关注讲述者(演唱者)及其讲述(演唱)过程中的表演,多少显示了向美学研究和综合研究回归的倾向,与上述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界的故事讲述家研究有交叉和同质的一面,可以算作是同行者吧。中国的年轻学者阎云翔于1985年7月20日出版的《民间文学》上发表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以马林诺夫斯基1926年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调查记录的渔民讲述的故事、1955年孙剑冰在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调查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9个故事、1984年裴永镇在沈阳郊区调查记录的金德顺讲述的故事这三位搜集者为对象,发现并从理论上概括地提出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故事学建构的重要性。他写道:“优秀的民间故事家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讲述,而且是一种表演;不仅是讲述者个人的艺术表演,而且是听众参与的集体艺术创作活动。”“重视和研究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学的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例如,通过民间故事的传承过程,从而促进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还可以全面了解民间故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深化民间故事的社会学研究。但是相比之下,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的美学研究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归根结底,‘故事不是读的文学,而是听的文学’(关敬吾语),只有诉诸于口头讲述,民间故事才有可能成为充满生机的艺术品。换言之,民间故事的表演过程即是民间故事的艺术表现过程;而艺术表现正是美学研究、同样也是民间故事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笔者没有过细地考察和研究阎云翔的表演性理论与鲍曼的表演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而只想指出,鲍曼的表演理论本质上毕竟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口头艺术,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其民俗学的而非叙事学的特质,而表演理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讲述活动的关注,从一个方面拓展了故事学的疆域和丰富了故事学的研究方法。

同样兴起于20世纪的以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在其建构过程中融汇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的理念和方法,其“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的基本理念,关注讲述者(演唱者)及其讲述(演唱)过程中的表演,多少显示了向美学研究和综合研究回归的倾向,与上述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界的故事讲述家研究有交叉和同质的一面,可以算作是同行者吧。中国的年轻学者阎云翔于1985年7月20日出版的《民间文学》上发表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以马林诺夫斯基1926年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调查记录的渔民讲述的故事、1955年孙剑冰在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调查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9个故事、1984年裴永镇在沈阳郊区调查记录的金德顺讲述的故事这三位搜集者为对象,发现并从理论上概括地提出了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故事学建构的重要性。他写道:“优秀的民间故事家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讲述,而且是一种表演;不仅是讲述者个人的艺术表演,而且是听众参与的集体艺术创作活动。”“重视和研究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学的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例如,通过民间故事的传承过程,从而促进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还可以全面了解民间故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深化民间故事的社会学研究。但是相比之下,民间故事的表演性对于民间故事的美学研究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归根结底,‘故事不是读的文学,而是听的文学’(关敬吾语),只有诉诸于口头讲述,民间故事才有可能成为充满生机的艺术品。换言之,民间故事的表演过程即是民间故事的艺术表现过程;而艺术表现正是美学研究、同样也是民间故事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笔者没有过细地考察和研究阎云翔的表演性理论与鲍曼的表演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而只想指出,鲍曼的表演理论本质上毕竟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口头艺术,更多地显示出的,是其民俗学的而非叙事学的特质,而表演理论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讲述活动的关注,从一个方面拓展了故事学的疆域和丰富了故事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理论的诞生,至今还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距离一种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也许还任重而道远,但它在民间口头文学叙事规律的探寻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所达到的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口头文学的生存和流变规律的,尤其对当下和今后我国56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承人的保护,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值得世界同行们重视。

中国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讲述理论的诞生,至今还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距离一种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也许还任重而道远,但它在民间口头文学叙事规律的探寻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所达到的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口头文学的生存和流变规律的,尤其对当下和今后我国56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承人的保护,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无疑是十分珍贵的,值得世界同行们重视。

故事讲述家作为研究对象的确立


中国的民间故事讲述家有多少?20世纪80年代巫瑞书研究列出了127人。刘守华则列出了141人,而他挑选出来能够作为研究对象的,即“既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故事,又作了个人情况介绍的”,只有32位。实际上,故事家的数量,当然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刘守华在90年代还做过一次不完全统计,说能讲述50则以上民间故事的故事讲述家不下9000人。问题不在有多少,而在于对故事讲述家这个群体的素质认识和文化定位。在中国学界,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搜集者和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记忆故事数量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从此,民间故事搜集和研究的重点,开始由分散搜集、普查思维和记录文本文学化整理,向寻找优秀故事讲述家转移。对民间文学的传统理念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飞跃和变革。赞同这一学术理念的一些民间文学搜集者们,相继在辽宁、山东、湖北、河北、山西五个省份的农村里,陆续发现了一些能讲述几十个、上百个、乃至上千个民间故事的“讲手”(鲁迅语)——故事讲述家,并记录和出版了这些民间故事家讲述的作品专集。

《刘守华<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武汉。

先后出版或编印的故事讲述家个人故事专集有:(1)裴永镇整理《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2)张其卓、董明整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3)傅英仁《满族神话故事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张爱云整理《傅英仁满族故事》(上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4)《临沂地区四老人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1986年8月编印;(5)金在权采录、黄龟渊故事集《天生配偶》,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破镜奴》,民族出版社1989年;金在权、朴昌默整理、朴赞球译《黄龟渊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6)杨荣国记录《花灯疑案》(靳景祥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7)王作栋整理《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新笑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8)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民间故事讲述家宋宗科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9)彭维金、李子硕主编《魏显德民间故事集》,重庆出版社1991年8月;(10)刘则亭《辽东湾的传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11)范金荣采录《尹泽故事歌谣集》,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1995年编印;《真假巡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2)袁学骏主编《靳正新故事百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13)萧国松整理《孙家香故事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14)于贵福采录、黄世堂整理《野山笑林》(刘德方口述),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15)江帆记录整理《谭振山故事精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16)周正良、陈永超主编、中国俗文学学会、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编《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5月;(17)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记录整理《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上下两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等。这个资料或不完整,有待完善,但可从中看出我们的故事搜集和研究所留下的足印。

理查德·鲍曼著、杨利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桂林。

要说明的是,在上面所举第一批被发现的故事家中,傅英仁的情况与其他人有所不同。黑龙江省民间文学工作者们于80年代初在宁安县发现了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并对他所讲述的故事进行了采录。他的特点是,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能讲述,而且也能自己写定,可以把自己滥熟于心的故事用笔写下来。他所讲述的故事,开始时在《黑龙江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来有成书问世。笔者曾亲赴宁安他的家中造访,他的谈吐更像是满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故事文本,缺乏现场的口述特点而更接近于书面文字。因此,研究故事讲述家,他缺乏典型意义。

阎云翔《民间故事的表演性》,《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第33—34页。

最早提出和实践新的学术理念的,是沈阳部队《前进报》的青年记者、民间文学搜集研究者裴永镇。他在1981年4月12日发现了一位从黑龙江无常县迁居到沈阳郊区苏家屯女儿家的83岁朝鲜族老太太金德顺能讲很多朝鲜族民间故事,于是便开始了他的金德顺民间故事的记录工作。他把金德顺讲述的73篇故事和33篇故事资料辑为《金德顺故事集》一书。通过对金德顺故事的采集,裴永镇形成了一个关于故事家的学术理念:“民间故事的分布就像一条未经探明的原始矿藏带,它的分布不是平均分布,而是重点分布。具体一点讲,民间故事分散、流传在广大群众的口头上,而通常又是由重点人来记忆保存的,特别是由那些见识多、口才好、记忆力强,又能说善道的优秀故事讲述家保存并传播的。他们既是民间故事的传播者,又是民间故事的出色的保存者。尽可能系统地抢救他们讲述的故事,对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有着不可忽视的科学意义。现在我们提出,在以往地区普查的基础上,刻不容缓地优先抢救故事家的故事,是很合时宜的。”裴永镇搜集整理的《金德顺故事集》以及他对故事讲述家的这种认识一经发表,在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便引起了共鸣,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故事讲述家金德顺个人专集的出版,把民间故事搜集者们的目光引向了对故事家的关注,并从而导致了学术界对故事家及其个性和故事传承问题研究浪潮的出现,并逐渐演为一个新的学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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